他许多外域融入的血统），也就是说，所谓“炎黄”是指一个时代的生息，而非一个家族的血脉。

    从血缘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从传统继承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血缘（或传统血缘），比如我读胡适，胡适的思想便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进入我的思想；我读董时进，董时进为我研究农民问题加入历史感；我读英人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同样会成为我在文化上的思想来源。这些思想相互辉映，加上我自己习得的经验与日常的思考，久而久之，会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既属于我自己，同时又可能影响他人的传统。换言之，传统离不开具体的人，且因人而异，因此传统是有个性的，是可能变化的，而不是大一统、人人可以如法炮制的。

    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并且形成新的传统。没有哪个时代是属于一个人的。历史也不会为了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书写。所以我说，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有自己的小传统。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世故、接受的教育不同，这个小传统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甚至可能大异其趣的传统，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它们有些被历史淹没，有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流行物。

    鉴于有许多比金子还珍贵的传统被王权淹没或被历史遗忘，所以我坚持弘扬传统的最好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或学说再次称王，而是逐步恢复历史的记忆，让所有的传统、智慧在知识的图景下复活。我相信凡此种种努力终有回报，就像我们下围棋，一颗貌似死去的棋子，在新的时势下会恢复生机，甚至于无声处翻盘，就像那瓦霍语那样建功立业。二战时期，正是那瓦霍人使用的已经类死的语言，在被编成密码用语后，让日本人很快输了太平洋战争。

    在《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一文中我谈到：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很多年，却依稀记得老家的坟山上时常有人哭错坟头的情景。想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是一大片坟地，理论上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遇到风暴雷雨，或有人搬走了墓碑，拿去捣衣或做猪场，祖坟因此并不十分清晰可辨。于是来了几个貌似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高地之上，指称某个巍峨的土包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所有祖先的坟，仿佛其他的那周遭的坟头都是兔子逃生时刨出来的。然而，在这个渐次开放，崇尚知识而非真理的时代，谁还会去相信那些鬼话？！谁愿出那哭错坟头的洋相？

    “我们是欧洲的先人”

    言及“中华文明”，人们多随之以“源远流长”。由此可见，文明永远“在河床”“在路上”，处于不断地交汇与形成之中。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

    如上所述，真正伟大的传统，是人的传统，是具有开放精神的传统。人类千百年来的努力，不过是建立一种关乎人类幸福与自由的人的传统。因此，我们既要敢于面对过去、不遗余力地打捞历史记忆，又要敢于面向未来、倾情打造一个生龙活虎的社会。而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庸俗与短视来钦定本国“大一统”的传统，或在“子为父隐”的历史观里耗尽青春岁月。

    每个民族都有伟大的传统和卑劣的传统，如今领先于世界的文明，不过是伟大的传统压倒了卑劣的传统。西方国家并非自古就尊重人权，上世纪的美国，仍然在废奴运动的旋涡里挣扎；而法国妇女取得选举权，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

    在巴黎，我曾遇到一位到欧洲旅行的中国官员。他的心态和中国这个充满活气的国家一样同时充满了悖论。一方面，他为“没落的欧洲”没有北京、上海那样用高楼大厦装点的现代化而不知所以；另一方面，又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之情。有一次，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一个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