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某一个‘家长’。他们没有家族资产可以继承，也没有某一个组织的照顾和扶持，但他们也因此而拥有了更宽广的天地。……他们的传奇，是这个时代的传奇，是开放时代的必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希望。”（《开放的时代创造青年领袖》，《新京报》2006年4月21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闭社会走向了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开放，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历史的酬劳。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开始了“领袖下凡”，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成长，同样为“凡上领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因此看到许多寻常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非凡成就，并被一些媒体或团体，追捧为“商界领袖”或“娱乐领袖”。“领袖下凡”与“凡上领袖”所为我们一起展示的，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动人图景。领袖与凡人之间的政治樊篱被彻底打破，没有高高在上与低低在下的区别。

    传播本质上都是双向交流。对于旧有观念与仪式的瓦解，仅靠“领袖下凡”显然仍不足以完成。如果我们有着开阔的心胸检讨过去，就不得不承认对“英明领袖”的崇拜与对自我的放逐曾经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场整体性的社会灾难。但是，对“包罗万象的领袖”的防治，以及有关记忆伤痕的弥合，并不是通过抛弃“领袖”这一词汇所能解决。相反，我们更应该对“领袖”正本清源，通过“领袖下凡”和“凡上领袖”见证“领袖”回归平凡。

    今日中国，世易时移。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在这个渐次开放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抛弃原有的关于政洽或意识形态的旧识或歧见，鼓励更多的“青年领袖”出来抛头露面。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因为众多“青年领袖”的出现遭受亏损，反而因为他们的活力四射有所增益。就像“意见领袖”在公共空间代表着“观点掮客”一样，各行各业的“青年领袖”，同样以时代价值与生活进步的掮客姿态出现于公共视野，但是他们并不实施任何强制的说服。至于“买卖”是否会成功、价值是否被引领，则完全取决于各自判断，毕竟在“人的生意”上强买强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应该批评的不是“领袖”太多，而焉“领袖”太少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