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之乱局？

    孔子已逝，“孔先生”当来。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没有多孔性的制度，就不会有活力四射的社会。如有学者论及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依赖，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孔子把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概括为“礼”“乐”，所谓“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恢复和巩固西周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所谓“民兴于仁”。但是，在春秋时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

    然而，孔子所建立的仍不过是个“半吊子的人的传统”。

    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而已。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多选题”还是“是非题”？

    然而，以上这些争论都没有谈到问题的最紧要处。众所周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与引领者。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是非题”。换言之，在面对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