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公民的住宅将看黄片的夫妻抓进派出所，当乡干部可以带领教师和推土机去碾平村民的庄稼，当年轻的法官离奇地“被自杀”在看守所里，当准新郎因“躲猫猫”撞墙而亡，当居民有产权的住宅可以被拆迁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当一位被审讯的孩子的母亲会在失踪数月后突兀地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们不得不说，在一个权力失禁、公民无声的无底线社会里“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

    可叹的是，在这个重观赏而轻思考的暄嚣年代里，人们似乎更倾心关注低腰裤是否撞到了“社会底线”，而对于那些可能真正导致社会危机的“底线的崩溃”却不闻不问。

    转型与偷鸡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盂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表示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盂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寓言。假使你足够细心，就不难发现，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转型期的故事。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不能偷鸡”无疑是一道底线。然而在一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里，人们对这一底线的态度却兵分两路：“激进者”往往要求“底线一次到位”，即禁止一切偷鸡行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与法律（这何尝“激进”，其实不过是一种正常要求罢了），而着眼于“改良效果”的人则接受了“底线N次到位”——“毕竟偷鸡贼比以前偷得少了！”言语之间，甚至还会心存感动。在后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巩固已有的“减偷成果”，所谓“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当然，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正的痛苦在于“N”是个未知数。没有人知道这种偷盗行为什么时候会真正结束。

    通常，人们将底线视为一种精神或者道德上的最低限度的约定，正是在此基础上肜成了道德或者精神上的共同体。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底线失守”“守住底线”还是“底线沦陷”，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承认底线是一种既定事实。就像人们慨叹“人心不古”，遗憾只在于得而复失。然而，透过上述偷鸡寓言，不难发现，有些底线（比如“不许偷鸡”）还只是一种未遂的理想。有人心急火燎，有人漫不经心，所谓转型期，不过是一种“有理想在”却又偏逢“理想未遂”的状态。

    站在文明的阶梯上，你不得不慨叹“底线”这个词竟是那般暖昧。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也许它是理想，但在另一个地方或者另一个时间，它却成为底线。就像宪政在今日中国仍是一种理想，而在其他有的国家却已经是底线。回顾或远或近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人所有值得称颂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宪政这一“底线理想”变成“底线现实”么？而人类的进步，不正是让曾经苦苦追求的理想一次次成为现实中的底线，并由此步步为营，接近更广阔、更真实的自由与幸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