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做工，江村16至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重读这些段落，难免令人想起几十年来无以数计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因为中国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人”。从1990年代开始，民工潮像上世纪初一般在中国各地卷土重来。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景象，更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情。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并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为何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即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与权利。

    岁月如流，光阴荏苒，好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开始悔过自新，终于续接了人类之猿祖猿宗“出树梢，走天下”时的自由传统，使中国乡民能够在幸福的召唤下逆境求生，感受杨万里《桂源铺》一诗中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