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旗鼓的静悄悄，其动员三教九流的效率都足以让人心生赞叹。

    如果以权利视角来俯视这起“日常冲突”，不难发现，乡干部搞的“推土机政治”，与其说是执行公务，不如说是对公民权利进行“扫荡”。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歌舞升平、外表光鲜的年代，鼓吹“建设性”的推土机已经取代了战争年代的坦克，而这些农民也没有能力组织“反扫荡”了。

    谁是这里最可怜的人？上述农民自不用说，逆来顺受的他们在遇到记者时只能像是遭遇了“天灾”一般抱怨，“谁说话把谁拘留起来，都不敢吭声了”。回想起这三百余人的阵容，还有一种“可怜”是送给乡村教师的。他们本应站在公民教育的讲坛上，而不是走入侵权者的队伍。在“鬼子进村”时，他们客观上更像是“翻译官”，像是“精神道具”——政府正是利用“老师都这么认为”或“老师都站在政府一边”来说服农民“投降”，与知书达理接轨。

    谈到私有财产的保护，近几年人们重复最多的一句话莫过于“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在这里却是“风能进，雨能进，国家的推土机更能进”。

    推土机进村了，以地方要发展的名义，它正在淘汰农民手里曾经象征工农权力的镰刀，上升为象征“推土机政治”与“推土机经济”的新权力图腾。显然，在这种标榜公共利益却又无视民生与民权的政治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它不仅表现为当代人拆毁上代人留下来的东西，表现为曾经的允诺与随之而来的背信弃义，更表现为同代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无情与摧折。说到底，在这里弱者与逝者有着相同的属性，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能力为自己维权，他们的人生与创造在这个国家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当强者失去约束，当社会不能自我保卫，当幸福不得不寄希望于权力部门偶尔“良心发现”，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拆如既往”、朝不保夕，见证笔者所说的“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拆迁律下的和平塌陷

    面对四处风起云涌的“拆迁运动”，有中国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GDP就是“搞地皮”。如此“原音重现”虽有夸张、戏谑之嫌，但它无可怀疑地触及了埋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隐痛。

    千百年来，中国人常以“祖宗文明”雄视天下，时而扬言“祖宗之法不可变”。然而，当我们仔细检点自己的历史时，发现真正支配中国历史走向的却是一部“拆迁律”——这既包括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拆迁”，也包括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创造物的拆迁。前者表现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王朝建立往往伴随着对旧王朝的全盘否定，而后者更常见于日常生活中的拆房毁屋。二者相同之处都是以“改天换地”的名义，“先拆迁、后安置”。

    心理学家认为扳机会带动手指，人的破坏力会被引诱。中国人也时常将前辈消灭古屋的纵火豪情归咎于木质结构，仿佛烧得活该。尽管如此，中国人不注重本土文化保护是显而易见的。走在巴黎或欧洲其他一些地方的中世纪小城里，无处不在的文明遗迹及建筑群落会让你有穿越千年时光的惊喜与从容，然而，在更为古老的中国，映入我们眼帘的却只是几个孤零零的牌坊或高塔，就像一幢大楼毁灭了，只留下了一个雕着花纹的传达室供人凭吊。

    文明，作为人之造物被人赋予生命。今天的钢筋水泥同样没有阻挡中国建筑“短命”的颓运。2007年1月6日，随着几声闷响，有着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爆破拆除。据了解，该大楼为国内第一高度“框筒楼”，按照设计使用寿命，该楼至少可以使用100年。然而，到被爆破拆除时，仅仅使用了13年。差不多同一时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同样瘫倒在一片瓦砾之中。几包炸药的功夫，这个曾经见证过中国足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