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什么是慈善，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创始人安德鲁·卡耐基的一段佳话。1889年，卡耐基指出富人使用剩余财富的方式有三种：（一）传给家族和子孙；（二）死后捐给公益事业；（三）生前就作出安排，用于造福社会的公众事业。在卡耐基看来，死时仍然拥有巨额财富是一种耻辱，只有第三种选择才称得上明智。

    有人批评中国人没有慈善精神，这种苛责显然有悖于历史与现实。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论是纵向关系的“慈”，还是横向关系的“善”，此二种品格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少见。2008年汶川大地震所掀起的救济浪潮，感天动地，更表明中国人之所缺不是慈善之心。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权力下的道德摊派

    中国需要慈善家，更需要生长慈善家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心理之养成。不得不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良和社会力量的缺席，由政府―单位主导的“中国式慈善”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背景下的“道德摊派”，在客观上激起公众一定程度上的抵制或者消极应对，从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一个引人关注的消息是“网易中止与红十字会合作”，对于双方解除合作，外界的猜测更多是放在红十字会总会捐赠渠道不透明上，并由此引发网民“声讨”。尽管红十字会此后对此做了相关澄清，但是类似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金融界网站的相关调查显示，只有的人相信善款应该不存在挪用的问题，能够安全完整地送到灾民手中。与此同时，的人认为慈善机构可以提取善款的10％作为管理费不合理。

    人性变动不居，更不会完美。历史与现实一次次表明，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性中高贵与善的萌发，也不要低估人性中的恶与丑陋的蔓延。前者，曾几何时，许多人批评当代中国人信了“拜物教”，没有公共精神，然而，汶川地震却让这个社会看到了久违的团结与人性的光辉；后者，就在人们积极募捐的同时，也有新闻曝出一些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已经开始通过短信或者网络平台，试图冒用慈善组织的官方账号以达到骗取善款的目的。若是承认人性不分体制内外，透过这一细节就不难发现，假使没有有效监管，善款在其流转过程中，就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漏洞而减损与变质。

    100家VS100万家

    现代慈善的主体是全民，它关乎每个人的良心、责任、自由与权利。然而，在当下中国，在许多场合，慈善更像是一种关系，一种模仿与竞技，而且不时被行政暴力或者道德暴力裹挟。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企业各界纷纷慷慨捐款。港台在震灾面前踊跃捐款，表现极为出色，包揽赈灾英雄榜前三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称为地产龙头的万科只捐助了200万元人民币。这笔捐款数额以及万科董事长王石之后的表态，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公共信任危机。随后，万科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王石公开致歉。尽管人们标榜捐一元钱和捐一个亿性质一样，但在具体慈善行为中还是会被比较，使公民慈善让位于“熟人慈善”，以至于有人感慨捐款像是“随份子”，有钱却随得少，就会遭人鄙视。

    一份慈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捐赠。由此，工薪阶层时常抱怨自己成了当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而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但如果对比中美两国的慈善基础，就会发现，中国公民只有10％捐过款物，而美国则高达85％。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表明中国人的人心不如美国人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