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放手社会资本的自发性的成长，政府不但不用花费一个铜板，反而可以坐收社会救济政府的巨大利益。两者的边界是，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显然，划分公民社会的边界，主要不在于阶层意义上的权利边界，而在于确定社会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边界。

    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都是一种孤立主义，前者使社会处于一种被吞噬的状态，而后者则使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两者都意味着社会力量或社会资本的土崩瓦解。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两个重要价值是独立与合作。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社会组织复苏或再生的过程，是社会资本生长与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正是看到社会的创造之力与缓冲之力，吉登斯之发现社会，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被垄断或异化的社会资本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关系千万重》中有篇短文，提到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国“关系文化”，指出“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出现在国外的报纸上，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和非法中间地带的模样”。

    黄仁宇将千万重关系厘清为最重要的三种，第一种是生存的关系，第二种是性关系，第三种是经济关系。在中国古代，将这三种关系演绎得最好的是齐宣王，齐宣王向孟子交心所称“寡人有疾”就是这三种重要关系：“寡人好色”（性关系），寡人“好货”（经济关系），寡人“好勇”（生死关系）。至于如何更好地表述中国人所面临的这三重关系，黄仁宇认为这应分别去问弗洛伊德（性关系）、达尔文（生存关系）和马克思（经济关系）。

    应该说，社会资本的本质也是“关系”。人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公民之间互信互惠，合作成长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运行与一个社会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来说，它同样至关重要。如学者燕继荣指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团体，其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来自于他（它）的社会网络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社会资本虽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现，同时应该具备某种开放性，否则便有可能因为封闭而转向异化。关于这一点，深谙官商勾结“关系”之苦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某些社会资本的“消极的外部性”为人们所重视——封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能起到绑架或隔离公众的作用。

    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波特看来，如果一个群体的目标是反社会的，那么，这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必然会产生危害社会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培育更应有所作为。然而问题在于，究竟该怎样培育社会资本，是政府通过干预投资，还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观念投资，并因此获得社会的回报？

    亚当·斯密说：“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时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一些利益团体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同样可能形成一种对公众的合谋。举例说，近年来调而不控的高房价，无疑与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默契合谋不无关系。当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调控房价，地产大佬同样召开闭门会议，甚至有地产商以“不盖房”为由相要挟。对利益的追逐既是经济资本的属性，同样也是社会资本的属性。资本会因为繁殖而增值，而强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外部负效应”并不是社会资本的致命之处。真正的短板在于，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另一些人却处于被禁止的状态；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国的关系网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在邻居家串门。在此意义上，如果说任志强的“不盖房倡议”是挑了一次惊艳的花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