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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塞特的洞见预言了发生在上一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同样是今天欧洲国家让渡主权，建设欧盟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正是因为这一洞见，该书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称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之于二十世纪，有如卢梭的之于十八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十九世纪。

    替罪羊和替罪狼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的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行，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唯一未来”（人间天堂）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

    “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为国家献祭通常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自己奉献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个人自由；另一种是将别人奉献出去，此时“爱国”便与寻找替罪羊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方面，当年纳粹无疑是将两者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说二战期间犹太人是替罪羊，那么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纳粹犯下的罪恶完全推给希特勒则无异于寻找“替罪狼”。毕竟，希特勒是民选总理，他在组织吃人的时候每个选民都在场，甚至领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尽管旧时代已经翻过去，但“爱国者”热衷寻找替罪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爱国者”假定国家和自己永远正确，一方面当国家面临所谓“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单方面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如果我们洞悉了国家因何而生，为谁服务，就不难理解，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而不是爱某个空洞的国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曾经有过“我爱国家，国家为何不爱我”式的伤情追问。应该说，任何时代都会有或这或那的不足，任何国家都会给人还不够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为看到时代有不足，看到“国家还不够爱我”，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有机会大有可为。近两百年来，几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建设一个梦想中的现代国家，就在于实现公民与国家相爱的宪政爱情。

    被策划的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十来年后的2009年，一本由五个人拼凑而成的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

    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开支持中国走西方市场经济道路，或者赞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锺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体制外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