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文明，并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爆炸式成长。回想这个朝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及其后中国历史的衰败，那一时代的中国人真可谓“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了。

    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如前文所述，中国改革实际上暗合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做什么。

    从行政改革到政治改革

    由于时代的原因或者局限，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次被“矮化”为行政体制改革。应该说，行政体制改革同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细节。人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避免“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政改怪圈”一再出现。

    在《攻坚》一书中周天勇等学者提到：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至于行政体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要与人大、司法、公民社会配套。没有人大制约，行政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认为，当国家行政机关僭越为国家权力管理机关，试图自发自为地处置自己的权力，既制定规矩，又行使规矩，还自我评价，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改革的合法性，注定难以成功。而且这样的行政机构改革越多，社会资源的消耗愈多，最后政府还是走不出“全能政府”的怪圈。

    学者张雪忠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没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就不会成功》，指出自1982年以来中国几乎每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的目标都大致相同。每一次机构精简，国家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向“被精简者”进行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但这些人腾出的位置很快又被更多的新进人员填满。1995年，中国行政事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11％，到2006年却达到19％～20％。另外，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后，中国的政府系统似乎仍不以公正、透明、廉洁和高效而著称。“如果政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在中国也能适用的话，那么让一个无须问责的政府自我革新，并不会比让一个人抓住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更为容易。”从政治理论上说，国家通常被分为契约型国家和掠夺型国家两种。只有政治权力能够在公民之间平等地分配，才会有契约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管理者并不固定地来自某一集团，并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

    高昂的政治成本主要表现于行政扩张。建国之初，大的县机关也就百余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干部就多达四五百人。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2008年两会上更透露中国有的县政府配了17名副县长。刘锡荣由此建议制定五部新法反腐败，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及行政机关编制法——因为我们不仅要廉洁的公务员，还要建设廉洁的政府。面对中国实际财政收入远高于公布的数字，周天勇等学者亦认为，“要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关键就是要人民控制住预算”。

    此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中写道，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