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我在巴黎的日子突然变得闲散起来，时常跑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影院里看电影。至今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为此，我当时还写了一篇不短的影评——也许是因为中国与德国在历史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些年来，我写的影评有意无意间多与德国有关，如《再见列宁》《窃听风暴》《浪潮》等等。记得当时，由奥利弗·西斯贝格执导的这部影片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每天都有媒体在讨论，因为它“打开了重新评价纳粹的潘多拉魔盒”，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位“甚至可能引人同情的末路英雄”。

    该片细节取材于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琼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做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同样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起事来斯斯文文的领袖。与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前，希特勒还当众吻了她。这位大独裁者多少有些诗人的多愁善感，他的办公室里不让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或许，正是受希特勒的这些人性化特征的遮蔽，直到战后琼格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点”之中。

    寻找“替罪狼”

    这部电影给了我极大触动。一是人性化希特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希特勒不是恶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恶是众人合力的结果。没有谁天生就是独裁者。或许，只有透过《帝国的毁灭》里由魔鬼还原为人的希特勒、《意志的胜利》里如癫如狂的追随者以及里不识字却又理直气壮的女看守，生活于今世的我们才能真正回望历史的深处，体味个体在群体迷狂、巨浪扑来之时的无力与渺小，体味什么是时势造英雄也造独裁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历史翻过这血腥的一页，当活着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从历史的废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时，在我看来，这亦不过是为这段共犯的罪恶历史找了一只“替罪狼”。

    和通常意义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说的“替罪狼”的确是做过了许多坏事的。但是，具体到个人，在强大的“公意”——准确地说是部分群体意志——面前，他亦不过是一个行刑者——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当年，台下曾经有多少热闹的喧哗，多少幸福与狂欢的掌声！许多旁观者甚至还捐赠过磨刀石，亲手捧接了行刑者递过来的血和肉。在《意志的胜利》里，德国民众当时是何其狂热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并视之为从云端降临人世的救世主。只不过浪潮退尽时，那些手捧鲜花、高声呼喊的人们已经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裸泳其中。

    另一个大的触动则来自于影片的结尾：戈培尔夫人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用于自杀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希特勒的“牛皮书”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