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x年的1月。

    火车站上，扩音器在广播：“旅客们请注意，七点钟开往苏黎世的火车就要从十二号站台发车了。”

    一个身穿暗蓝色风雨衣、身材高大的美国人，举目扫视着日内瓦火车站深邃的圆屋顶，想找出广播的扩音器究竟安在哪儿。他那尖削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一副疑惑的神态。车站上的广播是用法语说的。他不大会说法语，更听不懂。不过好歹他听清了“苏黎世”这个地名，而他也正是在等着广播这个地名。他掠了掠蓬松伏在前额上的浅褐色头发，向火车站的北头走去。

    人很挤，四面八方来的人流从他身边擦过，往车站的各个出口拥去，各奔前程。车站建筑的高层厅室里，回荡着扩音器里传出的单调而刺耳的声音。不过，看来对这种尖啸的广播声谁也不介意。身着日内瓦式火车旅行装的旅客们，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今天正赶上周末，山里刚下了一场雪，市外的空气既清新又寒冷。有那么多游玩的地方，那么多该办的事情，那么多该赴的约会。不抓紧自己的时间不啻于让别人来偷走自己的生命。所以，人人都在匆忙赶路。

    这位美国人也在赶路，因为他也有件事要办，有个约会要赴。早在车站广播之前他就听说了，开往苏黎世的火车要从十二号站台发车。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应该从斜坡道走下去，进入月台；从尾车开始，往前数到第七节车厢。然后从该车厢的第一个门上车。上车后，再数到车厢里第五个隔间的门，在门上敲两下。如果事情不出蹊跷的话，这时就会有一位日内瓦大银行的董事来开门，请他进去；果若如此，那就意味着近十二周来的一切准备工作是赢得结果了。所谓准备工作，包括：几封故意措词含混的海底电报、双方隔着大西洋通的电话以及彼此保证绝对信守的秘密，等等。这位瑞士银行家曾一度以为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是白费了的。

    这个美国人并不知道日内瓦大银行的这位董事为什么要约他会面；不过他觉得对方采取这些防范措施是可以理解的。这位美国人的名字叫诺勒·赫克洛夫特。其实他自小并不姓赫克洛夫特，他是1939年夏生于柏林的。他出生的医院登记的他的姓氏是“克罗森”。

    他的生父叫海因列希·克罗森，是第三帝国的首席战略家，又是杰出的理财专家。是他把当初德国的各派经济势力拧到了一块，从而保证希特勒取得了优势地位。

    海因列希赢得了一个德国，但却失去了一个妻子。他的妻子叫爱新，是美国人。说得更确切点，她是个刚愎自用的美国女人。她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她看透了这帮国社党人，认为他们是既不讲道德，也不讲伦理；他们是一伙由一个疯子统率的自大狂者，受着一帮铜臭薰心的金融家的豢养。

    8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她给了丈夫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他悬崖勒马并调转枪口去收拾这个疯子和这帮自大狂者，以免将来噬脐莫及。这位纳粹头子满不以为然地一面听她们这番话，一面嬉笑着，把他老婆的哀得米敦书看作是一个刚当上母亲的女人的胡闹，而嗤之以鼻。爱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十分孱弱而且名声扫地的社会制度下长大的。不过，那个社会制度不久就会转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在他看来，爱新的这个最后通牒是意味着要他选择：或则听从她的这种乖戾的主意，或则给这种新秩序当个牺性品。

    当晚她就打点了她自己和新生婴儿的行装，随着最后一批从柏林去伦敦的飞机飞走了。她要先在伦敦落脚，然后再回纽约。她走了一周之后，希特勒就向波兰发动了闪电战。他的那个想绵延万代的帝国，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而这个历程，从帝国发出第一声侵略炮响那天算起，前后也只不过持续了约一千五百天。

    赫克洛夫特穿过车站入口处，沿着斜坡道走下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