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一张大脸盘出现在车窗处。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发生，同时还得面对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点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点头并微笑。我们都点头微笑。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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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不喜欢。”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