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ius meus？ ”他重复道。

    “In veritate，pater meus.”我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要我们在这里等他。他加快脚步匆忙往回走，走进一座房子。我后来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是村里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生活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个子男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汗衫，脚上穿着帆布鞋，脚步沉重地踏着尘土朝我走来，在他旁边的神父却步履轻快。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时，这位神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比画着这辆汽车，又指指前后的路。我感觉他是在告诉他的信徒：这辆汽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农民默默地点点头，走开了。现在剩下牧师、伯纳黛特和我孤独地站在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过去，静静地坐在路边。

    “英格兰人？”他用法语问道，指着伯纳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摇了摇头。历史上，爱尔兰人常常被错当成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我说，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的脸色明朗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伯纳黛特在我耳边说。我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将双手合掌放在脸颊一侧，再把脑袋一歪，用这种国际通用的手势来表示我们想睡觉。神父明白了。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这位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民，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我的汽车与拖拉机的拖钩连在一起。随后，神父示意我们上车。就这样，神父在旁边行走，我们被拖拉机拖曳着朝前行驶，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个院子。

    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我发现这也是一座砖砌的谷仓，一块油漆斑驳的木板上写着“修理厂”。显然，现在已经关门落锁了。农民摘下我的汽车拖绳，开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和这个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门，到那时候，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刚才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子。这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子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物品东一堆、西一堆的。院里有奶牛棚、马圈和牛栏，在一个手压泵旁边有一只木制的饲料槽。一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历经雨打日晒，没有现代化、没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万这种传统的农家小院构成了法国农业经济的支柱。

    里面也许有个起居室、客厅或休息室——不管叫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被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厨房。这是一间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