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他回家后，莱蒂斯比以往更牢骚满腹，埋怨说来了三个电话，都指名道姓要他接听，打搅了她下午的休息。这可不妙。

    刚过八点钟，第四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蒂斯一个人看电视，自己走到门厅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话筒上似的。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

    塞缪尔·纳特金的胃在上下翻腾。

    “你是谁？”他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你早上收信时看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朋友。那些照片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仔细看过了，是吗？”

    塞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恐惧得直咽唾沫。“是的。”

    “嗯，你是一个淘气的家伙，对不对？我应该给你的公司老板也寄去一套同样的照片。是的，我知道你的公司，还有总经理的名字。然后，我也可能给你老婆寄去一套，或者还有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你钱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听着，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对方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多说的。别想去报警，警察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要冷静，朋友，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