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了我们内心的独白，迫使我们去作类似“这一餐究竟会供应米饭呢还是土豆”的思考。到了第四天，餐盘中的东西变成模糊一片。第四天之后，餐盘中的东西看上去成了一片灰色，就像大海一样。天上下着雨，海上很冷，船舱里也很冷。夜晚，我坐在船的最高处，望着大海。我听到一首安魂曲，一首关于生命终点的安魂曲。望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我思索着：爱情只是一个使我们愿意活下去的幻想而已。我们因为追求爱情而不想去死。我变得疑虑重重的。我眺望大海。任何一种失恋的痛苦都无法在海上持续一个星期之久。我努力集中思想，尽量不让痛苦消逝。不管怎么说，痛苦至少是一种感情。我坐在这条陌生的船上。我被一个男人抛弃了。这个男人将会把他那小小的、温暖的身体遮盖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并将在什么时候用他那肉鼓鼓的双手去抚摩另一个女人，抚摩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女人。我摇摇晃晃地走向船栏杆。我站的地方的舷栏离海面有三十米高，海水飞快地流去。如果一个人掉下去的话，会以多快的速度在海水中漂流呢？他将会独自一个留在这无底的深渊中。他会感觉到，咸咸的海水是如何涌进他的肺部的。他会改变想法，他会想活下去。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必死无疑。他的身体往下沉，身体里灌满了水，灌满了带着污泥的液体，这些液体把身体里的血液挤走。翻着白眼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朝正在远去的一艘小船最后再望上那么一眼。生命随着小船的远去而消逝。

    第二天我们便做了试验。我们把船上图书馆里的几本书扔进海里。这些书只配被扔进海里。在这些书的前言——前言大约是由这些出版社里管理房屋的人写的——有这样的词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寻常等等。这些书很快就漂走了。我饶有兴致地望着大海。在这些肮脏的海水里到底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东西呢？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我们的生活经历都已经讲完了。我们俩谁也不愿意再谈及失意的痛苦或者轮船遇难等话题。还有九天。我们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我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一个个疙瘩，很明显，这是被那些脚气病虫咬出来的。到了第十一天，我们——那个摄影师和我——已经不再说话。因为我们不愿意说话，所以我们便唱起歌来，唱起关于脚气病虫的歌，关于排泄物的歌以及关于在水里死去的歌。偶尔我们也到菲律宾水手那儿去和他们一起唱歌，他们因为远离家乡而悲伤。我没有家。所谓家，即心之所在，而我的心已经在某个机场被人踩碎了。船上的餐厅里挂了一幅航海图，上面的一枚小旗每天都朝着美国海岸线挪近一小步。我们望着那枚小旗，似乎这样做那枚小旗便会挪动得更力口快一点。那枚小旗子就是我们这艘船。小旗是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海还是海。在海图上海水是蓝色的，不过海图会骗人，还得在海上呆五天，我们出来走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几天前我们还干了一些事情，比如像一起去看洗衣机是怎么洗衣服的，或者是一起去船上的桑拿屋。我们在烧得不太热的桑拿屋内坐了一小时，唱了歌。几天之前还有一些事情可做。还有四天，我们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我已经没有失恋的痛苦了。与生存相比，爱情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头发变得油腻起来。摄影师长出了很难看的胡子。我的身上因为寒冷和因为太阳光照太少而生了许多疱。我们用眼睛在我们的船舱里寻找虫于。在坐船旅行的途中人有时是否也得吃虫子？我们什么也不想干了。不想与菲律宾水手一起唱歌，不想呼吸，也不想再去看缆绳了。我们连甲板也懒得上。当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们摇摇晃晃地站立在船桥上凝视着大海。凝视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批海鸥。我们用嘶哑的嗓子向它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咒骂声。然后出现了陆地。我们吃力地唱起了美国国歌。当船靠岸时我们摇摇晃晃地从小梯子走到陆地上。那些水手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