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削尖了一般。那里有一道伤痕般细弱的阴翳，那是看不见的世界里一场无声的战斗所留下的阴翳。白色饰巾遮住了那道阴翳的尖端。

    “结果我出一百二十美元为自己买下了那幅画。作为一幅画的价钱，一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被剜了一刀的。那时我正怀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丈夫是off—off Broadway 的演员，有事做也挣不了多少钱。生活费主要靠我来挣。”

    说到这里，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来触发往事的回忆。

    “中意那幅画？”我试着问。

    “画并不中意。”她说，“刚才也说了，画本身也就比外行笔下的强一点点，不好也不坏。我中意的是画上的年轻男子，是为了看那男子才买画的，没别的目的。捷克人为画得到承认而喜出望外，德国小伙子也有点吃惊，但他们怕是永远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买那幅画的真正意图。”

    圣诞节颂歌磁带也至此转完，随着“咔嚓”一声响，深重的沉默笼罩了我们。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时我二十九岁。按一般说法，我的青春快过去了。我是想当画家才到美国来的，结果画家没当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厉害。我什么东西也没能用自己的手创造出来。那画上的男子，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却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画挂在住所房间墙上，每天看着它过日子。一看到画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损失是何等惨重，或者是何等轻微。

    “丈夫常开玩笑，说我恋上了那个男子。我总是一声不响地盯视那幅画，也难怪他那么想。但他没有说对。我对那男子怀有的感情类似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鸣，而是指两人一起品味某种无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点头。

    “由于看出租车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觉之间他竟成了另一个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无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车中，他无法挣脱出来，永远，真正的永远。平庸让他在那里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为背景的牢笼里，您不觉得可悲吗？”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道，“总之就是这么一件事，没有艺术感染力没有冲击力，什么都没有，感性也好皮肤性冲击也好都谈不上，但如果您问留在心中最久的画，倒有这么一幅，只此一幅。这样理解可以么？”

    “有一点想问，”我说，“那幅画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她应声回答，“烧掉了。”

    “什么时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觉得倒像最近的事，实际上快过去十年了。各种麻烦事一个接着一个，使得我决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弃了。具体的我不太想说，请允许我省略掉。那时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无论什么，包括那里俘虏过我的所有理想、希望、爱，以及它们的残影，一切的一切。我从朋友那里借来敞篷卡车，把房间里所有东西运到空地，浇上煤油烧了。‘出租车上的男人’也在里边。您不觉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伤音乐？”

    她微微一笑，我也报以微笑。

    “烧画我并不可惜。因为烧在使我本身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他通过烧而得以从平庸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烧了他，烧了我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之后我回到了日本。您看，”她手指房间四周，“就这个样子。我在经营画廊，生意一帆风顺。怎么说好呢，我有经商才能吧，肯定。现在独身，没什么难受的，也过得挺舒服。不过，‘出租车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纽约的一块空地上结束，还有下文。”

    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摄影师轻咳一声，我在椅子上换个姿势。烟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