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大久保说他已从雏子那儿知道这件事，居然当着片濒先生面前叫他哥哥，令我大为光火，就发作地犯下了罪。

    我只要这么哭着说的话，什么都可以简单地解决。而这么一来的话，二阶堂忠志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信太郎和雏子则会被八封杂志拿来大做文章。但这和在狱中服刑的我毫无关系，要是再有技巧一点的话，我不是加害者，而是一位从乡下来不幸卷入异常男女关系的可怜女子，还可换取世人不少的同情也说不定呢。

    但是我对那件事彻底地守密。片濑夫妇好像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像是已和我事先串好，只要我一供出什么，他们就会在这之前或之后几乎不差地发言作证。

    不论是在调查室、监狱里，或是法庭上，与看不见的他们俩对话，是我每天的功课。今天要是自己这么说的话，他们接下来会这样说吧。他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说。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把我从孤独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而后来实际上也是照我想的一样。他们说的和我说的一致，和我的供词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我被喜悦感所包围。有时我会想，我们三人终于是一体了，而感概深切，体会到无比的幸福。

    我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四年。那是很公正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服刑。

    唯一不断让我心里不安的是信太郎。他被我击中损及腰骨，不只不能走路，连站立都不行，必须一辈子在轮椅上。我好几次向律师商量，想写封信给他向他道歉。但律师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我的立场现在不写比较好，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我听说信太郎除了身体不自由以外，精神很好的时候，心情也无法开朗起来。我好几次回想着信太郎那双修长的脚。那双向我靠近时，走向雏子时，让我们开心、逗我们笑时，装着顽皮时，自由矫健行动的双足。我恨自己使那样的脚必须被固定在轮椅上。

    我不断地想，现在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

    在字里行间，唤起了我许多的鲜明的记忆。那儿是信太郎不断推敲的地方、因为译不出来而先跳过的地方，还有我和信太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的部分。

    我一页一页翻着，不禁泪如泉涌。随便我看哪一段，都有以前的自己还有以前他们夫妻的影子。

    在书的最后，有译者感言。那是长达七页的解说文章。我几乎可以听到信太郎的声音，一直到最后一行停了下来。那写着译者信太郎对担任编辑的佐川的感谢之辞，然后就只有日期和信太郎的名字。

    就只有这样。他什么都没有。和他一起翻译，一点一点帮他从事粗译、誊写等等工作的我，常以他的专属秘书出现的我的名字，怎么样我都找不到。连因为某种个人原因所以出版大幅延期，这种对读者交代的话也都没有。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对拿枪杀人的人没有必要为文感谢。即使那个人过去与自己相当亲密，对这个人心中还有些许的感谢之意，但是以一般社会的伦理来看，还是应该割爱。

    我即使了解还是很难过。没有道理的孤独感向我袭击。我想，我们在没有事先讲好的情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