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周的礼拜六，从一早就下起雨来。我八点钟起床，打扫房间。泡了杯即溶咖啡加土司当早餐裹腹之后，开始准备出门。

    把口述做成笔记对我来说是外行。虽然听说过，但是当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来，就只有茫然不知头绪。

    只要把他所说的记下来就好吗？还是把录音机录下来的东西随时整理好呢？用稿纸吗？是用报告纸还是笔记本呢？铅笔就可以了吗？还是用原子笔比较好呢？

    我想空手去不太恰当。考虑到最后，我把报告纸、笔记簿、各式各样的笔、橡皮，连浆糊、胶带全部装进纸袋。我甚至准备把日英字典和英日字典都带去，后来想一想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吧。总之，我全身上下充满了奇妙的紧张感。当然信太郎对工作说明不够清楚也是原因胜论派（Vaisesika）音译“卫世师迦派”。古代印度哲学，但我不了解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我在脑中想像着，不知片濑夫妻家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是像俱乐部一样的洋式楼房？从大门口玄关的地方有像山坡一样的小径，四周则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

    一踏上玄关就可以在空气感到芳香剂的味道。黑色有光泽的门上接着狮子形状的青铜扣环。一扣下去就咚咚响，其他什么也听不到。

    然后，门终于开了。出现一位一脸干练瘦削的女佣。女佣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和常在洋片中出现的豪邸的佣人一样，在纯白色的围裙上打着蝴蝶结。

    她带我通过玄关旁的待客间，请我等一下。房间摆着红色真皮的沙发，墙壁上有鹿头标本，还有版画整齐地挂在墙上。镶着玻璃窗的大型橱柜上着黑色的漆，里面摆着高级洋酒，还有擦得亮晶晶的杯子，像是量好距离一样整齐并列。在静到连耳朵都发痛的寂静中，只微微地听到时钟滴答的声音。

    我十二点半整到达了东横线的都立大学车站。因为纸袋被雨琳湿的缘故，在站台上走的时候，纸袋的底部破了，里面的东西好像全部要掉出来一样。所以我在公共电话亭内打电话给片濑时，不得不把纸袋连同湿琳淋的雨伞和背包一起抱在胸前。

    是信太郎接的电话，他颇吃惊地大声说：“已经到了吗？”

    “不好意思，我到得太早了。”

    “不、没关系。早到一点都没关系。好、这样。我马上开车去接你。在车站的剪票口等，不要淋到雨。”

    信太郎开的是一部看起来像是水果颜色的谈绿色的车。是刚发表的欧洲车款，外形相当美观。当时还没有量产，只不过在一部分的爱好汽车的车迷中有口碑。当然，对车子一无所知的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这些的。

    当我看到那部四人坐、流线形的、闪着照后灯的车子停靠在剪票口旁的路边上，又看到在驾驶座的信太即时，不知为什么那么慌张起来。车子距我所在的地方不过十公尺，没有必要撑伞，我却为了不淋到雨而想打开折叠伞，没想到怎么样也打不开而紧张起来，或许是面对信太郎这样亲自来接我这个不过是打工的学生而感到畏怯，也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表现而急切地想采取毅然的态度吧？

    总之那一刻，抱在胸前的纸袋完全掉在地上。文具呀、笔记本呀散了一地。通过我身边的人都“啊”地叫出声。

    信太郎下车往我这跑过来。他往下看着散落一地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地“呵、呵”地笑了起来，“我还想是什么东西掉了一地呢，你连这些东西都带来呀。”

    我以微笑作答，弯下腰来收拾散乱着一地的东西。信太郎也马上过来帮忙。

    当他捡起胶带时，用很顽皮的语气说，“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你带这个来到底要干嘛？”

    “我想或许会用得着呀。”

    他仰头大笑。大块的喉结在我面前上上下下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