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红牌 重振乏力
姜伟开始了最后的抗争。4月23日在北京,4月29日在沈阳,他连续召开大型新闻发布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证据。他宣称:“真正的拳手不在于他怎样把对手打倒,而在于他被打倒后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己爬起来重新战斗。”5月6日,飞龙宣布起诉它的顶头上司辽宁省卫生厅。同月,它又将一纸诉状递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提出索赔1.26775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10年来最大的一起“民告官”案件。飞龙聘请的律师团也可谓阵容强大,其首席律师是当年《行政诉讼法》的主持起草人之一,其他如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商标局局长等等,一时华盖云集,气势逼人。在市场上,姜伟也表现出东北人特有的倔强,对个别经销商的退货要求,飞龙一概不予理睬。
然而,这起备受关注的“民告官”事件不久便冷却了下来,其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柳暗花明”。6月8日,辽宁省卫生厅发文同意沈阳飞龙恢复生产,然而要求将“伟哥开泰”改名为“春意开泰”,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则正面应诉,向法院递交了答辩状。到2000年初,最终传出的消息是,飞龙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姜伟的抢注计划终告流产。
2000年8月,美国辉瑞公司的VIAGRA被正式获准在中国医院销售,其中文标准名称为“万艾可”。“伟哥”一词,与飞龙的抢注闹剧和数以百计的假药一起沦为不值一提的市井狎语。
2000年1月,旧历春节之前,疲惫不堪的姜伟在北京召开了他自称的“20世纪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观察到,一向在公开场合注重仪表的姜伟“头发没上摩丝或发胶,西服也没系扣子”。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姜伟宣布飞龙将再一次起飞,跟前几次不同,姜伟宣布“能见度很好”。此次起飞,他带来了两个秘密武器:一是因“伟哥开泰”而推迟面市的“热毒平”,一是他决定出让飞龙51%的股份。
他说,飞龙的起飞时间定在开春后的四五月间。
他说:“从今天开始,飞龙正式走向未来。”
他说的这些话都在媒体上被一一刊登了出来。然而,人们正在用一种“过去时”的目光来注视飞龙。在2000年的开春,人们更愿意津津乐道的是网易26岁的CEO丁磊可能要把总部搬到北京了、搜狐的张朝阳到底会不会像他宣布的那样成为“中国首富”。一些新鲜的故事在新世纪春风的吹拂下正哗哗地掀开清新的一页。
你注意到2000年4月或5月,有一个叫飞龙的公司在你的身边又起飞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