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会各保留20％之外，其余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办理工作交给了一家叫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民营企业。

    奥妙全藏在这家神秘的中国建设银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之后，转身就成立了这家企业，当时他看上去已绝意仕途，他对张公权表示“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从表面上看来，公司是根据《银行法》和《公司法》注册的私营公司，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简单。公司初期的发起股份中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与最大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后来渐渐都转移到个人名下，特别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仅宋子文就以敦厚、悦愉、嘉禾等不同户名拥有大额股份。公司的股东乃至董事和监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就是活跃于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与政府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张静江以及3名常务委员中的张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设银公司的发起人，又是公司的股东，而且张静江还是排名第一的监察人，张和李则都是公司的常务董事。（建设银的注册股本金为1000万元，其绝大多数并不出自股东的私人腰包，而是各银行参股的数额，到了抗战后期，宋子文等人以极低廉的价格，从国营银行的手中收购了大部分股份。）

    在建委会在招收商股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拟具章程，还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既未刊登招股广告，又未对外公开宣传。5月14日，扬子电气公司在上海直接对外宣布资本业已募足。7月1日，两公司正式宣告合并，新组建的扬子公司董事长赫然就是宋子文。就这样，建设委员会将其苦心经营近十年的国营企业，以招募商股的名义出让给了特殊的私人公司。

    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电气公司的创立以及首都电厂的私营化过程，就是一个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资本侵吞国家财产的恶例，其运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收购，然后将获得的利益私有化。参与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们有的是职业革命家，有的毕业于欧美最好的大学，有的是虔诚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他们的心思却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财产积累上，而且采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盗窃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倒不如说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恶。

    这是一段让每个人读来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却无比真实而残酷地呈现出了那个政权的内在荒诞性。在某种意义上，即将开始的八年抗战将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二十年，却也让这个政权多活了八年，在战争结束后，它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变本加厉地在原有的制度轨迹上愈行愈远，四年后，它就被人民抛弃了。

    与官僚资本集团的肮脏不同，民营企业家们则正在自己的事业里各自奋斗。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将迎来一个不错的年份。

    荣宗敬正在与工程师们潜心研制新的机器，预计每月可造纱锭5千，每天可造新式布机8台，性能比日本、英国的同类机器还好，价格却便宜一半。在过去的三年里，荣家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好在上苍保佑，终于滚爬了过来，申新事业从上一年秋天开始重回正轨。夏天，荣德生的四儿子、21岁的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了，去年他刚刚与出生无锡望族的杨鉴清结婚，7月1日，风华正茂的小荣被老荣派到茂新面粉二厂担任助理经理，他兴致勃勃地草拟了一份计划，准备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形成“面粉托拉斯”。老荣笑着对他说，“你的疯狂劲头不象我，倒象你大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