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爆发了“一·二八”战事，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断断续续呆了七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跟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的“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四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后来公开的信函中，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在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一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醒，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参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自此他被公认是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此后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国与中国这个接触点上，左右盼顾。他的观点越来越趋于务实，他是最早主张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战一结束，他就建议通过旅游与中国接触，并力主取消贸易禁运。他说，“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正在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在学术方面，他也越来越趋于方法论上的讨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1973年匆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书稿在第一时间投寄给费正清，希望得到这位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指教，费正清十分喜欢这个极具天分、对中国问题入迷却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青年人，他把麦克调进了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并在最后让他接替自己当上了中心的主任，不过他对后者有过一个很有趣的忠告，他告诉麦克，“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

    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

    他在1987年出版的中写道，“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对中国进行的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的改良主义观点。”这种长跨度的、戏剧性的历史衍续在费正清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断裂过，在另一段文章中，他告诉人们，“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他之所以说更“窄”，而不是说“更多”或“更广”，确乎是有他自己的判断，他是高龄的历史学家，他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