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经营全亚洲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黄楚九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上海代替北京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而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和继承”。到抗战爆发前，上海有3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影院，200多种杂志——几乎相当于全国杂志总数的95％，还聚集了全国出版社中的86％。张元济还建成了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46.3万册，其中8万册是外版图书。

    张元济出身传统的文人世家，在经营上却完全地借鉴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商务印书馆有十分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张在厂里一贯不苟言笑，对任何人都十分严肃。在日常管理中，他对两件事情抓得最紧，一是技术，二是人才。当时的全球印刷业正处在技术革命的周期里，为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张元济对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视，每次股东开会，讨论时间化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更新设备，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管理高层都要出国考察学习。对于人才，他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有一次，一个20出头的练习生给他写信，指出新出版的《辞源》里的一些错误，他认为是人才，就破格提拔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这个叫沈雁冰的年轻人后来以“茅盾”的笔名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退休的时候，他选中的接班人王云五没有任何的学历，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奇才。作为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总经理，张元济数十年提携年轻人无数，日后很多文人在回忆他时都用一个定冠词曰：“恩公张元济”。

    张元济数次谢绝出仕为官，一生专注于出版一事，这跟游走在教育和政界之间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不同。他曾在一封致蔡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当年的青年章京和翰林院编修，一南一北，分别造就中国最大书局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真正是美事一桩。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有图书，他在极司菲尔路的居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1932年1月28日，中日军队在上海闸北交战，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六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日军还放火烧毁了东方图书馆，据当时报纸记录，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占总资产的80%。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万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万册，悉数烧毁，这成为张元济一生最大痛事。已65岁高龄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迁至四川，日军抄走上海工厂里的460万册图书和50吨铅字。张元济留居“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以卖字为生。某次，有两位日本学者求见，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又一次，汪精卫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跟蔡元培都亲眼见到过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此时，蔡元培已经在1940年去世了，唯有他身历三朝更迭，目睹五任首脑，无意中留下了一项无人可及的记录。

    张元济逝于1959年8月，时93岁。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面如枯色，不作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