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两周内，白色恐怖笼罩上海，超过5000人被枪杀或失踪，这是自剿灭太平天国以来，60多年中最大规模的的城市屠杀。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从此，党的主要活动向农村转移。（自“四·一二”事变后，国共彻底决裂，该年8月1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江西武昌发动“八·一”武装起义，9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两支队伍会师于江西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

    “四·一二”事变之后，虞洽卿、陈光甫等人持续筹款资助蒋介石。在初进上海的那段时间，国民政府每月军政费开支达1100万元，而收入不足300万元，缺口全数由企业界填补，仅4月底前就分三笔输送1600万元，五月，通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方式送上3000万元，10月，再送2400万元，1928年1月，又送1600万元，张公权在晚年撰写的《年谱初稿》中说，“自民国16年（1927年）4月至17年（1928年）6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合发行国库券与公债1.36亿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蒋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很显见，在这次影响了现代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中，虞洽卿、张公权、陈光甫等人在金援、拉拢商界以及慰抚租界当局等方面，为蒋介石政权出了大力。这些中国商业界的领袖人士，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黯然的讽刺。他们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的目的。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剧的开幕。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次接一次爆发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了各种动机的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也带有严重的自毁倾向。1927年，发生的景象就是如此，蒋介石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革命迅速转成为自身的敌人，被许诺的自由转变成父权式的专制。企业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震惊和痛苦可想而知，他们与政治力量的崛起息息相关，但又与其随后的铁血统治格格不入。

    蒋介石进上海，海内外曾寄予厚望。《时代》周刊在对他的报道中写到，“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气势，他谨慎运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只要它适合于‘中国是中国人’的口号”。在急需支持的那些日子，蒋介石对商人表现出了无比谦逊的低姿态，1927年7月，张公权的母亲去世，蒋介石突然不请自到，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进门之后纳头就拜，让张公权及在场的商界人士好生感动。1927年12月，他在大华饭店与宋美龄举办了盛大的婚礼，结婚仪式分为中、西两次，先是在宋家举行了西式婚礼，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国总干事余日章的见证下，蒋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随后在大华饭店举办了传统的、由教育部长蔡元培主持的中式婚礼，一切都依礼而行，这让虞洽卿们以及传统文化人、欧美派知识分子都颇为欣喜，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于封建帝王或传统军阀的领导者。然而，这是一个错觉。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了伤害的世界。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