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法规来管理自己的银行。他们集资创办《银行周报》，在发刊词中很自信且明确地宣告，“溯自吾国与外人通商以来，国内商业进而为国际商业，经营之范围日扩，其方法亦日异。为之枢纽机关者，如旧日之钱庄票号，已不能应今日之潮流，所谓银行者乃应运而生。银行者，所以供一国财政工商以及社会经济之运用也。”朝气浩荡的一行字冲过来，就把钱庄票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岁的张公权的倡议下，由上海银行公会牵头，各地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在后来的7年里，它成为一个可以与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

    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企业家阶层的作用与表现长期不被提及。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在时代的重大衍变时刻，“广场背后”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样精彩的一幕大戏。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评论五四时期的企业家时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

    环视1919年前后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动荡，在中国的北方，俄罗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个古老的亚洲大国印度则正十分巧合地进行着一场非暴力的民众运动。

    在近代史上，印度所遭受的耻辱并不比中国轻，从十七世纪开始，印度就受到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入侵，到1857年——也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后，印度被大英帝国正式吞并，屈辱性地改称为“东印度公司领地”。此后数十年，印度人民为了自治和独立不断起义、流血成河。

    到1919年11月，一个出生于土邦首领家庭、在英国伦敦大学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宣布了一系列与英国政府“不合作”的内容，包括退还英王所授爵位、勋章，辞去在地方机构中所任公职，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会，抵制英国殖民教育等等，在经济上，则抵制外国产的商品，特别是英国产品，他号召所有印度人应该穿土布，而放弃英制织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印度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复地进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终于宣告独立，甘地因此被视为“圣雄甘地”和“印度国父”。（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更为熟悉的印度思想家是诗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他跟甘地有很近似的东方哲学思想，他在诗歌中吟唱道，“当我们极谦卑时，则几近于伟大。”1919年，他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第一个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1924年4月，他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问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

    后世学者常常将1917年的苏联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探究，却很少有人观察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来自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式影响，至少在经济领域，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与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可参照。

    回望1919年的中国，真可谓轰轰烈烈，就象灯火辉煌的列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在此后的四、五年里，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力量和主张自由萌生，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后转到嘉兴南湖）组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