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其后三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参与工厂43家，工人总数约6万，他们显然得到了工厂主们的支持、默许或容忍，这是开埠以来，上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罢市，京汉铁路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广州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浪潮涉及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记录这段历史时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象征中国的历史发展迈向新的转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五四运动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企业家阶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声援学生。

    就在抗议活动如火如荼的6月初，张謇接受《北华捷报》采访，对企业家在学生运动中的角色进行了阐述：“吾辈之主务，乃为开创国人使用国货之风气，以此促进吾国工商业之发展。现阶段之情形，无疑于此十分有利，因国人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企业家发动了一场比1915年声势更为浩大的日货抵制运动，甚至还在产业经济的重建中排挤日本势力。

    在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日本报纸就已经预言，中国即将开展一场抵制日货运动，不过它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事件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几个星期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就认定，这五分钟的示威可能会延续下去，并严重威胁日本的在华利益。

    在各地的抗议活动中，抵制日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的报纸同一天发布公告，发誓不再接受日货广告或者发布日本商业新闻。6月5日，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全埠罢业，荣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国会选举中当选江苏省议员——便在讨论会上提议“一致戒用日本货。”近年以来一直十分活跃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等非政府组织印制了数以十万计的宣传国货小册子，各种标语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现存于日本外交档案中的小册子里，编辑者写道，“凡是爱国者都必须购买国货。当到处听到这样的呼声：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民所创造的工业社会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成员万岁，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那就打倒了这个长远计划和这种永恒组织的目的，因为抵制运动正是为了抵制某些国家的商品而发动的。”某些国家所指为何，读者无不心知肚明。

    在很多城市，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商人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报道中称，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一个叫玛加瑞特·莫尼格的美国传教士对西方记者说，她的女佣拒绝购买英国霍利克公司出产的麦芽奶粉，因为它是在日本商人开的商店里才有出售。很多地方的商店被要求贴上这样的标语——“自今天起，本店铺绝不出售日货。”10月的《新闻报》还刊登了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在沿海城市和湖广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叫“爱国十人团”的组织形式，它以十人构成一个小组，十个小组再构成一个更高级别的组织，参加者发誓只消费中国货，并确保和监督同组成员也这样做，他们还挨家挨户地发送传单和做鼓动工作，据报道，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