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态度的是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他在《响导周报》上发文《北京政变与商人》，认为，“上海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早年的毛泽东是地方自治和模范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十二期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40年后的1958年，他的这一理想终于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得以实践。）

    企业家阶层的自治努力在今后数年内还将持续下去，每一次它都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和宪政理论支持，而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在一个现代国家，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自由或稳定的社会环境，在那样的社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1920年代的中国，内乱远未停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尔把这一时期的失败，称为是“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她评论说，“资产阶级的作为，通常显得模凌两可，缺乏条理和毫无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不那么明确的缘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运筹，获准建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粮油等均可在此交易。当时的上海，竟有140个各种各样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规则最不规范、投机色彩最为浓烈的城市。虞洽卿的这个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正规、综合性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据记载，该所的首倡者是孙中山，他于1916年在北京约见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筹建交易所，他对虞说，“交易所既成，亦可为革命聚积资金，诚乃大事矣。”——靠办交易所为革命筹钱，孙氏逻辑很能代表当时革命家的经济思想。虞依计而行，数年乃成。虞出任理事长，籍此成为上海风云一时的期货大亨。（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1916年在北京创立，不久，上海也设所交易。）

    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陈其美（他已于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落魄沪上，也来投奔虞洽卿，他慨然收留，安排在交易所当上了一名经纪人，另一位浙江老乡、革命党人张静江则出资4000元，让蒋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不料蒋某人“革命有方”，却经营无术，先是在买空卖空中赚了不少钱，紧接者又全数赔光还欠下一屁股债。百般无奈下，蒋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债多日，然后决心南下投奔孙中山。为了躲避债主追尾跟讨，虞出主意让他投帖拜青帮老大黄金荣为“老头子”。

    黄金荣门徒黄振世日后记录当时的场景：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环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互不通讯，日久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6年后，乾坤倒转，这番江湖交情又孽生出一段影响中国走向的历史公案。

    不过在讲述这段公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