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的“白送”。日本的这次国企私营化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记录说：“除军需工厂之外的国营企业均被私营化。此时，对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一事，使国内舆论哗然，骂声四起，到了1881年竟发展为政治丑闻。但事实是，私营化后的很多企业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的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职工人数从12.3万增加到42万人，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预断：洋务运动将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一结局是在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在遥远的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在当时都算不上是一则新闻，其“官进商退”的历史意义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无比狰狞地呈现出来。在当年中国，最轰动的经济事件是发生在上海的一场大商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大清首富、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1823－1885）的破产。（“红顶商人”：依清朝官制，二品以上官员戴红顶子，三品以下都是蓝顶子。胡光墉，字雪岩，以字行世，他的官衔是江西候补道，为正四品，朝廷又“破格”赏他布政使衔，为从二品，因此可以戴红顶子，有了“红顶商人”的名号。此谓后来通称官商，或有官家背景的商人，有贬义。）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徒步百里到杭州，进了一家钱肆当学徒。他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赖，竟在临终前将钱肆都赠给了胡雪岩。不过，胡真正的发迹却是从结识了左宗棠才开始的，左与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洋务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东南海防和西北剿乱的第一重臣。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攀上时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二十年里一直当他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也正是在这个的过程中，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帅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成为信用最好、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拥有土地万亩，在短短二十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他商业直觉超众，注重诚信，为人圆润，处世周全，在狠狠赚钱的同时还深得朝廷信赖，被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还是清朝三百年惟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胡雪岩从容游走于商场、官场之间，挟官势而谋私利，是一个典型的官商，被认为是一个不世出的商业奇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过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银，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便都是由胡雪岩一手操办的，后人在马尾遗址修建“中国船政博物馆”，开门可见三尊铜像，分别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和胡雪岩。他显然看到了洋务事业的巨大“钱途”，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1000万两以上——这笔钱之巨大，我们在上章已经计算过了，慈禧老太太修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