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经济史笔记》中评论说，“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参与主编《剑桥中国史》的美国华裔学者刘广京的观点也与杨小凯近似，他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赫德一直是一个摇摆的“中间人”，他一方面是英国等列强的利益捍卫者，竭力为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为清帝国的重振出谋划策。

    作为一个清政府的“官员”，赫德对朝廷的改革也很有自己的主张。1865年，在当上总税务司的两年后，他呈递了一个名为《局外旁观论》的报告，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整顿地丁、盐课、税赋、改革官吏俸禄制度、改进军事设施等等，同时，他分析了清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派遣外交人员等建议，还提出要加快采用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等西方新技术。日后来看，这是一份十分有远见的报告，除了没有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改主张之外，它几乎涵盖了后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所有变革内容。总理衙门一方面认为这个外国人对王朝有“轻侮”的嫌疑，不过同时也承认“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恭亲王还把他的报告转发给各地的督抚，令他们“详慎筹划，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赫德多次上书改革方案，在保存至今的赫德日记中时常可见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与无奈，188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1902年，“庚子国变”后，流亡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对列强卑躬屈膝，这让赫德都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说，“朝廷在礼仪方面做得有些过分，皇太后不仅要接见公使夫人们，还要接见各使馆的孩子们。”

    在控制了关税之外，赫德的手伸到了很多其他的有关中国主权的业务领域。1896年，他获准由海关办理邮政业务，到1903年，设邮政总局33处，辖分局309个，全国省城除兰州外都通了邮路，这成为中国邮政体系的雏形。此外，海关还兼管了海务、港务、检疫、引水、气象等事务，甚至还办理专利、版权及商标注册等等。在赫德的治理下，海关成为了一个地位极其重要、涉足范围惊人广泛的机构。到1906年，海关的扩张终于引起了中国官员们的警惕，在大臣们的一再抨击下，朝廷下令成立独立的税务处，开始逐渐削减海关的特殊权利。晚年的赫德尽管还受到足够的尊重，但是他的权力显然已经在不断的缩小中。然而，清政府直到灭亡，也没有能够收回关税自主权，甚至到民国最初的十多年里，海关的治外格局仍然没变。一直到1928年的南京政府成立，才通过艰难的谈判，把海关税务的征收和保管权收了回来。不过，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仍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担任，这一情况持续到1949年。

    赫德于1908年离开了中国，不过他的总税务司头衔一直被保留着。他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这几乎就是清帝国的最后挣扎时间。他似乎已经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了，1911年9月14日，他给自己的继任者安格联写信说，“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担心再也回不到中国了……中国人是很善良的，心胸宽大，能很好地一起共事，不要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