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是在1977年的7月。因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在1976、1977年间，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人们彻底厌倦于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了。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连绵而至。在“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华国锋仍然大搞政治运动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这一方针的扬弃，将经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在1978年底才尘埃落定。

    十年文革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胡鞍钢对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之间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十年文革中，因为教育制度的失误，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耽误了一代人，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进一步拉大，据蔡昉和都阳的研究，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

    对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观察的角度。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帕金斯所谓的“十年后”，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尽管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动乱，然而，在这期间，经济治理的模式与逻辑与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些模式和逻辑包括：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的做法，等等。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种种模式与逻辑从1950年代之后一以贯之，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