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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1972年:最后的冰期
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1973年10月,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后者为了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集体提高原油价格并威胁停止对美国供油,从而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石油危机,这也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猛涨到12美元,仅提价一项使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

    石油价格暴涨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日后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物价攀升,经济萧条,失业率大幅提升,美国的工业生产因此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在西方经济史上,这场危机意味着战后统治了政商界长达3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的阶段性终结,因为,事实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发生了矛盾:通货膨胀不可能与大规模失业同时发生。各国政府意识到,财政限制及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性。这一共识的逐渐形成,直接导致了几年后信奉自由市场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的诞生。

    在这场危机中,还伴生出了另外一个景象:石油资源丰富的社会主义苏联成了意外的获益者。据霍布斯鲍姆在中记述,从70年代初期到1980年,苏联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其比例从占出口总额的18%猛增到32%。“黑色黄金”所带来的滚滚财富让早已陷入困境、被顾准诊断为“不治之症”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然找到了一个硕大的“救生圈”。如霍氏所分析,“从此,苏联政府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显然正在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下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也就是从此开始,腰包满满的苏联与美国展开了长达15年之久的军备竞赛,直至1990年苏联解体。日后来看,当改革被放弃的时候,石油变成了一个“诅咒”。

    对中国而言,这场石油危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能源价格上扬的压迫下,发达国家开始产业升级,并谋求更大规模的全球化贸易,经济的实际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一直被排斥和“遗忘”的中国显然成了一块最诱人的处女市场。这种势能的出现,为正在艰难地打开国门的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发展空间。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1973年启动的大规模设备引进工程事实上正契合了这一潮流。

    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中国还将经历一段难熬的岁月。

    进入1975年之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与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邓小平多次表达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说,“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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