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工业方面——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

    轻纺工业方面——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

    此外，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到1970年代中期，三线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了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在三线建设，平地新建了三十多座工业城市，著名的有攀枝花、十堰、德阳、六盘水等等。

    与上述显赫成就同在的是，三线建设的问题和遗憾也是巨大的。

    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立即要打仗”为假设前提，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等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甚至采取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布局。贵州的飞机部件装配厂，分散布置在9平方公里的庞大范围内，仅锅炉房就有10个。这种用游击战、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据测算，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中，三线项目的损失、浪费及不能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以上。

    日后，很多领导三线建设的高级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反思。

    薄一波认为教训有四条，一，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二，“散、山、洞”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三，小三线也有很大的浪费——所谓小三线，指的是沿海一些省份也把重要工厂一分为二，往山沟沟里搬，造成生产经营的低效和浪费；四，积累率偏高，工业基建规模过大，使得积累和消费失调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三线建设期间担任物资管理部部长的袁宝华在谈及工厂选址和布局时说：一些工厂的厂址选择不当，厂子的布局不当，把车间给分散了，都跑到山沟里边去了，造成生产上很大的困难。另外，工厂一进山，就得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为自己服务，一个厂子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都得管，厂子的负担相当重，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三线企业根本留不住人了，因为这些地方学校的质量不好，工程技术人员们讲，我无非献终身了，他不能再献子孙，无论如何得离开这个地方给孩子的教育找个出路，最后这些工厂大部分都从山里边又搬了出来。袁宝华还以二汽的选址为例说，“最典型的就是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把这个汽车厂的车间分散到几条山沟里，脑袋上又顶了一个水库（指丹江口水库），造成生产上的困难，这些流程都不那么很顺当，可是就当时来说，这是备战的需要。”

    正如袁宝华所描述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的三线工厂被废弃，所有员工及家属全搬到离工厂近二百公里外的省会城市的生活区生活。2008年，一个曾经参加过三线建设的摄影师陈家刚出版了一本《永远的三线》摄影集，他用镜头摄下了一幢幢被废弃了的、尘雾缠绕中的三线厂房，他写道，“这些三线工厂地处大西南的深山沟里，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有成千上万人在那工作和生活。所有的三线工厂都一样，有派出所、学校、医院、邮局，完全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可后来，那里如同一座座鬼城，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的职工在守着那破旧而废弃的厂房。那成排的生活区家属楼空无一人，楼前杂草从生，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