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受中央委托去河南实地调查的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就已经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