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招收的人数就为1104万人。城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粮食供应立刻严峻起来，而农村的生产力则同时在下降，这成为后来发生大饥荒的起因之一。

    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除了钢铁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也都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机械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要平均每年递增50％，铁道部门提出要“全民办铁路”，未来五年修铁路三万公里。1958年，仅中央和省一级的建设性投资就达235亿元，比上一年猛增87％，几乎是“一五”计划的一半，全年建成的大中型厂矿项目就达700个，平均12小时就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型工厂更如雨后春笋。因为投资效率极其低下，稍稍积蓄起来的国力被无端消耗掉了一大半，从而造成财政上的紧张。

    这一年的9月，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顾准，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参加了大规模的土法炼铁运动。在十年后的一份交代材料中，他描述道，“我对土法炼铁根本没有信心，有一位青年同志到石家庄去学习地下炼铁炉，回来后传授大家照石家庄的炉式挖炉，他说了炉的式样、挖法以后，我追问尺寸大小，详细规格，他答复得不详尽，而且说差一点不要紧之类以后，我就大发脾气，说这怎么能算是传授先进方式云云。其实，我这不是对这位同志发脾气，而是对全民炼铁这一根本方针发脾气。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抬焦炭，我大发牢骚，说什么劳动中创造一点什么东西是极愉快的，可是这种劳动却根本无益。我明明知道全民炼钢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决策，具有极其伟大的政治意义，我却用算经济帐来代替政治帐……”

    在无比荒唐的1958年，无论是全民杀麻雀还是全民炼钢，都还不是荒唐的全部。当工业领域自乱阵脚、忙成一团的时候，在广袤的中国农村，5亿中国农民正在干三件事情：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和抱着免费吃饭的幻想集体迈进人民公社。

    大炼钢铁的景象，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大江南北树起了上百万个小高炉，人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把家里的铁锅砸烂了扔进火炉里，昼夜奔忙，然后在欢呼声中，炼出一炉炉没有任何用处的“海绵铁”。

    “放卫星”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新发明。在大跃进的氛围中，粮食和棉花指标也当然水涨船高，1957年，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棉花3280万担，一开始，1958年的粮食指标初定为3920亿斤，棉花3500万担，当钢铁指标翻番之后，粮食指标也马上涨到8000亿斤，棉花则窜上6700万担，都比上一年增了一倍多。

    如果说，1070万吨钢指标还可以通过全民总动员的办法勉强“完成”——尽管炼出来的是废钢，至少还有东西堆在那里，那么，粮食指标就只能靠作假来“完成”了。

    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个“高产典型”就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区的澄海县宣布实现了亩产1257斤。几天后，河北省沧县声称，他们那里的亩产达到了1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新闻的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