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非常复杂。

    首先，“156工程”中有44个为军工企业，还有不少是为军事配套的，所以，很多工厂只有一个代号，譬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是国营211厂，沈阳新光机械厂为国营111厂、四川长虹机械厂为国营780厂——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1990年代之后以彩电制造闻名，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工厂的厂址和产品都属保密范围，工作人员均不得对外界甚至家人泄露工厂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内容也被视为国家机密。与这些军工厂相关的民用项目，也处在保密状态。正因为这些神秘的厂名和严格的保密纪律，使得“156工程”蒙上了神秘的外纱。

    其次，中苏关系在1960年突然交恶，全部苏联专家被召回，造成很多在建项目的困难。从此，我方在公开宣传中，往往强调独立自主，而刻意回避苏联人的援助。

    其三，进入6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经济活动被打断，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再度转入经济建设的主轴，因此，“156工程”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了的过去。

    但事实上，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成的很多重工业、军工以及重大水利工程，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在发挥作用，它们真正堪称新中国经济的“奠基石”。这是现代历史上，国家对国家的、最全面、最慷慨的技术转让。《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因此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以全球化的视野来俯瞰，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初期，已然公开对立的东西方世界先后展开过两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援助计划，一个是1948年到1952年时期，美国为欧洲重建所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另一个便是1953年开始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工程”。它们都不出预料地达到了振兴经济的目的，不过却有着不同的路径和结果。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课题。

    正如美国人向欧洲输出了资金、商品和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它的价值观和社会治理制度一样，苏联人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和设备，同时也带来了计划经济的整套制度，陈祖涛将之形容为“娘胎的印记”。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就已成为全球经济界的核心焦点，1944年初，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将计划经济称为“伟大的乌托邦”，认为对生产的控制必将造成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使得自由的市场竞争变成不可能，这将是一条危险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他的观点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异端。在西方经济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仍是主流，哈耶克的思想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受到重视。而在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更是成为不容质疑的治理模式，1952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和规划了计划经济模式，在这本经典作品中，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运用价值规律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的做法，用斯大林的话说，生产资料已经“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但引进了苏联的技术和资金，同样也全面引进了这一已趋成熟的权威理论。

    这一制度引进，体现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的建立。

    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2月成立中国建设银行——它成为基本建设领域的现金中心、信用中心和结算中心，随后又相继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