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不能衔接，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有线电网全面瘫痪。

    人才培育的事业也十分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二十年间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加在一起只有18万人，只培养出了200多个硕士，博士数为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不到四十个，研究和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的仅600余人，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

    这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基础薄弱，民智未开，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再加上国际势力的封锁挑衅，这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苏联的对华援助显得如此之重要和宝贵，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共和国经济新建的唯一机会。

    从1951年起，陈云等人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也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经验——它从1923年开始设计“五年计划”，一直到1990年国家瓦解为止，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对全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计划，这一做法已经延续至今。（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中，对苏式“五年计划”模式有很精辟的评论，他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央号令支配式经济，它以重重“计划”推动建设，将高度集中化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这种“计划”难免粗糙，其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而不考虑如何经营，同时形成严重的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过度强大，“要是计划中心得向每个主要生产团体、每个生产单位，都发出指导细则，再加上中间计划层缺乏，中心的工作负担，必然重不堪言。”）

    据薄一波的回忆，“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些参与编制的人均回忆说，一五计划所有的表格都是苏联专家帮助做出来的。

    “156工程”是一个统称概念，它的第一个项目实际上从1950年就开始动工了，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完成大半，其余延续到局势大乱的1969年，实际建成的项目是150个，前后历时19年，投资总额为196.1亿元。这些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先说工业布局。自晚清的洋务运动以降，中国工业的发展都偏重于沿海，在1934年，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工业产值，94％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平、南京和无锡七个城市，在东北地区，辽宁一省集中了东北五分之四的工业。到1949年前后，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其中，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工厂数即占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职工人数的61％，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全国90％以上的发电站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其中东北占了全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在纺织产业，全国500万纱锭中的83.6％集中在江苏、山东、辽宁、上海和天津五地。

    占全国土地三分之一的大西北，工业产值还不到全国总值的2％，近百年间始终没有工业基点。除了陕西有少量铁路外，其余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大地没有一根铁轨。

    “156工程”彻底改变了这一布局，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企业被选定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机械加工企业则分布于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业有106个，50个布置在工业老基地东北，其余的29个在中部、21个在西部。44个军工企业中，除了部分造船厂摆在沿海之外，有35个在中西部地区。在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除了东北占了87亿元，中部和西部分别为65亿元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