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早在朝战之前，美国就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封锁，1949年12月，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船主如果驶往中国港口，将会丧失其航行许可证的效力。1950年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公开要求所有接受美援的国家禁运物资到中国，这是美国对华全面禁运的正式开始。）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早在战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正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那段历史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当过中国侨办主任的廖承志曾说，“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