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于是原来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于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忙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盈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避灾来沪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要比战前增加一倍甚至三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号242家，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商号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当时上海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的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时增长了五倍半，利润额更增长十一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初，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一个名叫瓦尼娅·奥克斯（Vanya 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当时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且其饭局、跳舞以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了。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至少当时是如此。”不过，这位作家接下来则写道，“然而，上海人在暗中却已经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

    奥克斯的观察是准确的，发生在孤岛的所有繁荣都是畸形和糜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孤岛时期，物价长期上涨，投机活动猖獗。1939年前后，尽管生产迅速恢复，效益好过战前，但是很多工厂还是借种种理由将工人工资按战前的70％－80％发放，劳工阶层的境况实际上趋于恶化。（这样的状况在日占区和国统区同时存在，据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记载，1944年重庆的香烟和玻璃制造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约为战前的57％，而公用事业、机器设备制造业和印刷业尚不及40％。）据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一书中披露，在战前，上海工人生活费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