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隐喻。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在1937年底的保卫战中，城市遭到毁灭性的重创，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akeman）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认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上海丧失了70％的工业能力。大量难民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在最寒冷的冬季，上海街头发现了1.01万具尸体。

    自战事爆发后，杨树浦、闸北、沪西、南市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但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遭包围而还未被进占，市政之权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这一区域，对外交通继续畅通，对内商贸也逐渐恢复，进出口完全自由，所有交，每易形成自由商业市场，遂成一特殊的“孤岛”，其范围包括东至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苏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区。著名的民国记者陶菊隐记录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联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一状况维持了四年之久。

    就这样，所有的人们都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岛”的面积只有机枪子弹的射程那么大，而危机却象东海般的浩瀚可怖。整个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处在极其颓废的状态，即使是暂时掌握着权力的那群人，也会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的虚妄，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

    在这么一个充满了末世感的怪乱世界，每个人——包括企业家们却还不得不展开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上海工商经济并不是萧条疮痍，而竟有过一段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繁荣的幽灵居然在废墟和尸体上很快复活。到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达4700多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设工厂1705家。其中，传统的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据布厂业同业公会调查，至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两到三倍。

    这主要是源于下述原因：其一是人口激增，生活资料需求加大，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扩大，其二，人口集中又为租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于工业的复工生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使原料市场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点，租界是中国东南沿海惟一的“非战争地带”，人流和商流自然向这里汹涌汇聚，从而激发出别样的热闹。

    租界是弹丸之地，所有生产的原料需外来，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荣完全依赖于亚洲乃至全球政局的变幻。

    先看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当即颁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将沦陷区货物出口“概以仇货论”，对国统区物资运沪也予以严格限制。但是，这一政策很快转向，因为大后方经济需要租界工商运作的支持，首先，这里是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惟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后方经济完全服务于战争，以重工业为主体，民生产业十分薄弱，据张赛群在《上海“孤岛”贸易研究》一书的研究，到1941年前后，大后方人口已经由战前的1.8亿急增到2.3亿，所需棉纱须有160万枚纱锭开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