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私快船去做。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鸦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窑口”，通常拥有二万到一万元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龙”。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二十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山陕、京城。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结交，也与山西票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折资金。

    在这种庞大的鸦片销售体系的最上游，则由东印公司所实际控制。创办怡和洋行的查顿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说，“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1833年东印公司退出市场后，继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对于这种不道德的阴阳做法，英国政府甚至公开予以支持，主持国政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十三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

    从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避之唯恐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然而，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

    医生出身的查顿从创办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了鸦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鸦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一千银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拥有了12艘鸦片走私快船，它们穿梭于加尔各答到广州的航线上，甚至还雇佣德国传教士沿海北上，贩销到渤海湾一带。

    宝顺洋行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商，颠地在加入宝顺之前就是闻名南中国海的海盗型鸦片贩子，他所拥有的“水妖号”是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贩毒能力也不弱于怡和与宝顺，它的“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走私船均经过特制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强而著称。

    在鸦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们都在从事这个非法的业务，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由这些细节看见，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数据显示，从1826年开始，一向出口大于进口的中英贸易出现戏剧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由中国净流出。从东印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资洋行从66间增加到156间，他们绝大多数从事鸦片走私。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可怕的四万箱，比1834年大幅增长一倍，是二十年前的一百倍，其数量已经足供1000万瘾君子吸食。在徐中约绘制的“鸦片贸易路线图”中，能够清晰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