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仍会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一般而言，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山西商人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诚信精神，这显然与优良的商帮传统有关。在数以百万计的汇票交易中，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及信誉的可靠。根据票号规则，所有的汇票必须在兑付后当即焚毁，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执行，以致于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184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回忆说，“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据黄鉴晖的统计，在票号发展史上，共计出现过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太谷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由此可见“平太祁”票商的势力之大。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每年汇兑的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清代晋商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确数。咸丰年间，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一份奏折中统计说：“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排出光绪年间的晋商排行榜，共十五个家族，排名第一的是临汾亢家，资产数千万两，第二是平遥侯家，资产七、八百万两，第三是太谷曹家，资产六、七百万两，第四和第五是祁县乔家和渠家，资产在四、五百万两之间，其余，第六位是榆次常家，资产百数十万两；第七位是太谷刘家，资产百万两内外；第八位是榆次侯家，资产八十万两；第九位是太谷武家，资产五十万两；第十位是榆次王家，资产五十万两；十一位是太谷孟家，资产四十万两；十二位是榆次何家，资产四十万两；十三位是太谷杨家，资产三十万两；十四位是介休冀家，资产三十万两；十五位是榆次郝家，资产三十万两。

    若以章嗣衡、徐珂的统计为准，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万至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之和。梁小民认为他们的统计有点“缩水”，据他的统计，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他在《小民话晋商》一书中写道，“徐珂的排行表显然大大低估了我们晋商的资产实力，象侯氏、曹氏、常氏、乔氏等资产应该在千万两白银以上。排列的顺序也有点问题，如冀氏不该那么靠后，还有些该进入的没进入，如日升昌的东家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