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离开来，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

    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自主买卖。

    在广东，粤海关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专门辟出一块土地，作为外商的囤货、居住之地，各国纷纷在此建造房屋，外商称之为“商馆”，中方则称之为“夷馆”。它们朝南而建，面江排列。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记载，不少夷馆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名称，比如荷兰馆叫集义行，丹麦馆叫得兴行，英国馆叫宝和行，美国馆叫广元行，丹麦馆叫得兴行，瑞典馆叫瑞行。这些商馆均由各国商人自行建筑，带有浓郁的异国风情，它们也因此成为中国国土上第一批西洋建筑群。

    一位叫斯当东的英国人曾描述了夷馆区的景象：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在不同时期，政府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的法令，譬如，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外商不得乘轿、不得乘船游河、妇女不得带进夷馆、禁止中国商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禁止外商雇佣汉人婢仆，等等。外商曾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到广州的一些景点参观，政府特许在每月的初三、十八两天到海幢寺、陈家花园（后来增加了花地）游玩，每次只限十人，而且要随带中方委派的通事，日落之前必须报明回馆，不准在外过夜。这些限令一直到1816年前后仍在严格执行中。

    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展开交易。就在粤海关开设的第二年，1686年4月，广东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国内贸易作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对外贸易作为“行”税，赴海关纳税。同时设立“金丝行”和“洋货行”，分别办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业务。这便是行商的起源。那些被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史称“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这个称谓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第一批获得特许资质的商人共有十三家，因此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广东经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个与外贸有关，还有人则认为，这是明代沿用下来的俗称，据《粤海关志》载，开设海关的时候，每年远航而来的外国船只仅仅二十来艘，到了之后，中方以肉酒款待，然后派牙人居中交易，沿用明代的习俗，称之为“十三行”。

    无论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现是外贸制度变革的产物。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广州十三行商人聚会，在祖坛前杀鸡以血盟誓，成立公行，并共同缔结十三条行规，对行商行为进行多重规范，这些行规包括：

    定价同盟：行商与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行业公积：在买卖古瓷时，卖者无论赢亏，都要把卖价的百分之三十上缴给公行；

    分享利益：无论哪一家行商与外商交易，只能承销全部货物的一半，其余则须平均分配给公行内的其他行商销售；

    入行会费：公行内的行商，根据规模大小，分为头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纳一千两白银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为三等行。

    这些行规有“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