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开普勒（德国）、伽利略（意大利）、笛卡尔（法国）、牛顿（英国）、费马尔（法国）、莱布尼茨（德国）、帕斯卡尔（法国）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地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喷涌出来，洗荡天地，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在清帝国的北方，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十二岁、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它使得落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帝国。彼得几乎把全欧洲最时髦的建筑都搬到了这座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中，在那个马车年代，圣彼得堡的街宽已达20多米。彼得日后以“大帝”名垂历史，他以及他的子孙们让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在“文字狱”的高压恐吓下，清人在工商思想上的开放远不如明人，类似丘浚、顾宪成这样的人物竟无出现，知识分子愈来愈蜷缩在狭隘的“学术羊圈”之中，穷首皓经于训诂之学，格局和胸襟越来越小，大多成了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如果说，在十五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平等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