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中央、省两级“土地银行”，将日后的所有土地出让收入注入其中，进行资产化经营，所得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第三，以农用山林地为突破口，小步、循序地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试验。

    最后，在金融改革方面，政府对金融业进行国营化管制是国民党人的发明，自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国营资本就全面“接管”了银行业，国民党在台湾仍然维持这一政策，到1987年开放党禁、报禁前后，公营资本在台湾银行业中的比例仍高达79.9%，后来由管制而开放，历经两次“金改”，终于将金融业还给了民间。因此，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自1993年之后，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一直遭到打压，而国有银行无论在经济成长期还是在萧条期都能够利用政策手段获得惊人的暴利，民间对之的不满，在2011年的东阳吴英案中可见一斑。“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已成非常响亮的呼声。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选择浙江温州、深圳前海等地开展金融创新试点，试图在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领域有所突破，这些改革仍然体现出中央放权、地方主导、民间参与的中国式改革特征。随着金融管制的壁垒被次第打破，民营银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再度归来应是可以期待的。

    透过对三大特殊战场的改革路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难点疑点几乎在经济学中找不到“标准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来的财富也非常之大，拓进空间充满了想象力。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以及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全民预期，都为改革打开了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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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