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性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地位，而后者则被压缩在中下游的产业领域，如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景象，两者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因垄断的生成，国有企业集群的效益出现全面复苏，在国资委成立后的三年里，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2006年，民营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描述了民营企业的失望情绪和可悲的生存之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在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段文字心酸悲观，颇可以与1945年荣德生的那封写给政府的书信前后呼应。

    2008年秋季，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产业严重下滑，自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而国内经济也出现衰退和萧条迹象，中央政府在年底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加大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中国经济在半年后率先“V形见底反弹”，在这一投资热潮中，国有企业得到超过九成的信贷款项，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

    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下达了一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名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服务等领域，时称 “非公新36条”。然而这一次民间资本对此类宣示表现得已远不如五年前那么积极。

    在国资委成立的十年里，国有资本集团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资料表明，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元。“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赢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只在就业一项上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它们解决了90%的就业人口。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56%。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可以被看成是继1945年敌产国营化及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之后的第六次“国进民退”，也可谓又一轮“放权集权”的历史性周转。

    与前五次“国进民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资本博弈中，决策层表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