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谓“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明代学者王士性总结道:“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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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