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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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

    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