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这一年温州的夏天特别炎热，在炎热的6月，以《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家驹教授为首，十余名经济学家聚会龙港。

    于是产生了至今仍为理论界津津乐道的“龙港对话”。

    窗外是宽敞的马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楼房，连张广友、马家驹这样的顶尖级农村问题专家都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兴奋的陌生感。

    以耿直而名噪天下的马教授笑称这是一场“遭遇战”。面对勃勃生机的龙港，理论界显然还准备不足，而温州的农民们却早已找到了自己的“说法”。今天，他们的代言人就是龙港镇委书记、被他们封为“实干主义土理论家”的陈定模。

    独自一人坐在十多位经济学家面前，陈定模此刻的心情却比三年前他而对那片滩涂时要宁静、自信得多了。到1987年，龙港的入城农民已达6300户，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筑了102万平方米的城区面积，修建道路27条，总长23公里，城市设施一应俱全，并建起了五所学校、七个幼儿园、三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旱冰场。

    陈定模首先发言：“温州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势必带来人口的新转移，并因此提出了城镇建设的迫切需求。而要在农村建起新的城市，首先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龙港的经验，第一条是充分发挥了农民的创造力，第二条则是尝试了非农业生产用地的商业化。”

    陈定模话音未落，当即有经济学家用钢笔轻轻敲了一下桌子，提出疑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通了。”以实践者的身份，陈定模感到自己底气很足，“我想请问在座的大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搞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经济学家们睁大了眼睛，显然这不是一个书斋话题，而是摆在无数中国城市面前的一只拦路虎。他们实在很想听听这位农民出身的土理论家是怎么说的，并怎么干的。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陈定模扬声畅言，“在龙港，每一寸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了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贵。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我提倡人口梯度转移的观点，就是平原的向城镇转移，山区向平原转移，山上向山下转移，这样就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好地实现农村城市他。从我们龙港这两年发展的事实来看，我们走的农村城市化这条路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强行圈地和农民的痛苦之上的，而在我们龙港，农民是在一片锣鼓声中，兴高采烈地进城的。

    “农民建城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改造了一代农民。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摧毁了小农意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得以从根本上摒弃小农观念和狭隘的乡土观念陈定模侃侃而谈，在他的背后，一座崭新的农民城正骄傲地为他的观点做着生动的注脚。

    在理论的大平台上，满腹经纶的经济学家们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温州农民的儿子已经可以与他们平坐对视了。

    本次对话后来刊登在《农民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