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就有李邻德、张支信、李处人等十数位。

    自南宋以后的两百年中，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一度成为了“王朝心脏”。“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当时全国号称繁盛大都市的有40个，而两浙就占了23个，杭州更是以“参差十万人家”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明清以降，安徽的徽州人和浙江的宁波人是当时最具商人气质的民众。“无徽不成镇，无宁不成市”的谚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自明代以来的历史j：，曾出现过所谓的“十大商帮”，浙江人就拥有两席：宁波帮和温州帮。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人不但在行为上重商兴市，而且在思想上别立体统，成为正宗的中原文化之外的一个“异数”。

    宋朝一代，抑商重农的程朱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的普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却在东南一隅大力提倡“通商惠工”、义利并重的思想，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用之虚语耳”。

    这一学派对后世影响巨大，到明代中叶，便发育出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鼓励人们从经学和理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经世务用”，并付诸“亲身践履”，在此基础上，引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浓厚世俗化色彩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江浙农村，耕耘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分工不断扩大，生产的商品化因素明显增大，改变了小生产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许多地方，雇工现象已相当普遍，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商业经济蓬勃兴旺。据史载，“明代以后，杭州、湖州、温州等均有数十个市镇，大者万家以匕，小者干户，成为商业、手工业的聚散地”。

    到了近代，浙江商人更是得风气之先。孙逸仙曾这样评价浙江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

    便是在这片实践与思想同样丰腴的土壤上，浙江人走进了20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