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1980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上，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40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

    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订单合同，为此他成功地从纽约股市募集了2 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第二年，艾布拉姆斯拿到的很多订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6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

    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